TCS

1. 请介绍贵机构成立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其最突出的研究特点是什么？

本研究所作为地区研究中心于1984年在日本成立。最初，本中心是以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为目标，作为汇集整个大学的各学科专家推进共同研究的平台而成立的。地区研究中心对现代世界而言的重大意义已很明确，并给此前在日本的大学教育中未占据重要位置的地区研究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此外，本中心的研究也并未局限于庆应大学内部。中心在打破校内学科间壁垒汇集研究人员的同时，还组建了跨越国家壁垒的共同研究项目。因此，地区研究中心不仅是跨学科、综合性的，还是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在上一代的地区研究中心的内部通讯期刊中，对汇集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文科类及理科类的研究人员开展的试图融合各种科学的研究项目进行了介绍，这很有意义。 

地区研究中心于2004年被改组为东亚研究所。这是根据本研究机构以东亚地区研究为重点的事实，以及想要继续充实地区相关研究的决心做出的决定。但是，中心成立时的精神依然保留并延续。实际上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经常会超越“东亚”的语义学限制，即研究对象中也包含东南亚、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并且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包含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学等方法。

尽管如此，研究重点仍然是中国及朝鲜半岛的现代史、政治、国际关系与安全保障方面的内容。其重要理由之一就在于庆应大学收藏的与20世纪中国有关的丰富的资料。为了推进中国及朝鲜半岛地区的研究，研究所分别于2007年及2009年设置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作为其下属组织。各中心不仅定期举办中文、韩语、英语的研讨会，还发行了名为现代中国研究系列、现代韩国研究系列的丛书。

2. 贵机构曾经或现在有关中日韩合作的研究有哪些？

很遗憾，在本研究所曾经推进、或者目前正在推进的项目中基本上没有以“中日韩”三国为重点的研究。因为以前的研究重点都是中国的内政外交及韩国、朝鲜的内政外交。与中日关系及日韩关系为主题的研究的确有很多。而且，在“转换期的东亚与朝鲜问题”、“东亚的电子网络”、“亚洲的物流”等研究项目中，也纳入了日本、中国、韩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每个项目的考察对象都限制在两国关系上，或者超越了三国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日韩”这一思考框架一方面过于狭窄，即与中日韩相比，将东亚甚或整个亚洲纳入视野会更有意义；另一方面又过于宽泛，即三个国家的个性差别很大，日本的研究人员很难同时研究中国和韩国。 

鉴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在“中日韩”这一框架下启动研究项目是很难的。如果能从这三个国家召集研究人员召开研讨会，也许会相对容易一些。

3. 您对于未来三国合作的期许是什么？哪方面的研究最有价值？秘书处在其可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鉴于中日韩三国构成的三角形的任一边在政治方面都很紧张，从目前看，应该很难再有比继续单纯对话更有意义的政治合作了。“政冷经热”这个词不仅可以体现中日关系，用在本三角形的任何一边也很适合。我们能做到的，应该就是通过政治以外的领域，即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来阻止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们是研究人员，所以希望能在中日韩三国的研究人员之间，召开从纯粹的学术角度出发去思考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国际会议，但不认为这会成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会议。越是涉及“市民社会”的会议，就越难召开。但是，如果以环境问题、防灾、交通基础设施、传染病等问题为主题，则完全没有问题。总之，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应先绕开政治建立合作体制，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建立起能给围绕三国间关系的政治带来影响的合作体制比较好。 

我们研究所的活动之一，就是每年和早稻田大学、台湾东吴大学以及四川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4所大学轮流作为主办方，讨论东亚地区的各种问题。每次设定具体主题都很辛苦，但如果采取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战略相似的“政治敏感领域以外的领域包围政治”的战略，就可顺利推进。我们计划将韩国的大学也吸收进来，发展成为4方共同参与的对话框架。

说到对三国合作秘书处的期待，我觉得可以考虑例如创设“TCS辅助金”之类的制度，给从事东亚共有的各项问题（例如人口高龄化及交通基础设施、地球转暖带来的各项问题）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不限于在东亚的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一些研究资金，让他们在中日韩三国的大学分别停留一定时间（例如，在庆应大学、北京大学、延世大学各停留一个月）去加深研究与交流。此外，对于学术论坛，无论是否有上述中日韩三国的研究人员参与，都能为其运营提供辅助金，则会更有利于这个领域的发展。